【红色文化拾趣】
“从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”——略记20世纪40年代的秧歌剧和新歌剧
“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,随学生扭秧歌,颇有趣。”1947年10月24日,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。两个多月后,1948年元旦到来,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,再一次扭了秧歌,并在日记里写下了“颇愉快”的感受。据同时参加晚会的学生回忆:同学们给朱教授化了装,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,头上还戴了一朵大红花。可见当时气氛之融洽。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后来回忆,朱先生扭秧歌,表明他的态度“更激进”了。吴晗说得更加透彻:“一辈子严肃认真、不苟言笑的朱自清先生,到了生命结束的前夕,不但思想变了,感情也变了”,“他走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了,他的体力虽然更加衰弱了,但思想、精神、感情却更加年轻了”。在当时,秧歌是革命文艺的象征。“扭秧歌”不仅是一种文艺活动,更是政治立场的宣示。
1944年,诗人戈壁舟写道:“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,秧歌队到处扭唱。”作为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,秧歌深深嵌入百姓生活之中,也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桥梁。张庚说:“在闹秧歌之前,群众对于我们虽无不满,但始终有陌生感,这次一起闹秧歌,群众和我们忽然亲切起来,成了朋友,……和我们成了一家人,使我们特别感到温暖,老百姓和我们的心打通了。”早在1937年,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把民间秧歌戏改编为《打倒日本升平舞》。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,革命文艺的方向更加明晰。文艺工作者广泛确立了“向老百姓学习”的思想,“大多数戏剧工作者才渐渐醒悟过来,开始严肃地注意到陕北民间流行的艺术——秧歌上面来了”。就这样,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蓬勃兴起,受到了百姓的欢迎,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肯定。1945年2月23日,毛泽东在枣园观看秧歌表演后应邀讲话,他说:“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,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,敌后解放区9000万人民,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,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,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