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一线讲述】
编者按
编修典籍,是国运昌盛、物阜民丰的一大标志,也是赓续文脉、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。6月1日,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强调:“盛世修文,我们这个时代,国家繁荣、社会平安稳定,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,要把这件大事办好。”
为了收集、保护、编修并研究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,许多学者、编辑、出版人夜以继日、孜孜求索,伴青灯黄卷,守墨韵书香,甘于倾注十年、数十年乃至毕生心血铸就文化丰碑,传承民族智慧。今天,让我们走近这些修典人,阅读书页背后的动人故事。
扬州文汇阁,工作人员在展示《四库全书》。新华社发
甲骨一片文脉长
讲述人: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天树
《甲骨文摹本大系》是我和团队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著作,回想过往岁月,依旧感慨万分。要问为何编这样一部“大系”,还要从我求学、治学的经历讲起。
1985年9月,我考入北京大学读博士,师从裘锡圭先生。入学后,我住在燕南园南面的29号楼318室。那一年,裘先生刚满50岁,大概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,对甲骨学有精深的研究。我对这门学科也有浓厚兴趣,一开学,便把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《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》,他欣然应允,建议采用“先分类后断代”的新方法进行研究。
当时,最便捷的分类办法就是复印一部或购买两部《甲骨文合集》(《甲骨文合集》是双面影印的),然后把里面的甲骨拓本一片一片地剪下来,根据字体特征进行分类。但是,当年我承担不起这些费用,只能用透明的薄纸蒙在甲骨拓本上描摹,用摹本进行字体分类。这种经历让我既搜集了第一手甲骨资料,又掌握了阅读甲骨文原始资料的能力。这或可视为我编纂“大系”的一种缘起。